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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闻动态

【新闻报道】“金融市场发展与金融监管改革高层论坛”圆满落幕
发布日期: 2016-10-24


“十三五”规划提出“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”的战略部署,但金融领域的任何改革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金融风险。如何优选、确定和进一步完善设计“符合中国国情和国际标准、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要求”的金融监管框架?

 

2016年10月22日,由上海高校智库、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、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主办的“金融市场发展与金融监管改革”高层论坛在我校举行。副校长吴志强、经管学院党委书记金福安,以及来自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等部门、大专院校,业界领袖和我校金融专业学位学生等200多位听众齐聚一堂。经管学院副院长阮青松主持会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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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志强致欢迎词,他指出中国金融发展就像中国城市发展,这两个领域的发展速度非常快,可惜肌肉长的特别快,神经系统却跟不上,这个神经系统是指管理的思想、文化和体制。中国金融监管也需要和城市管理一样,水平需要提升、管理要升级。期待今天的会议能够产生更多的智慧火花,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。

 

嘉宾们就金融市场发展、监管改革的逻辑和方案、监管框架改革路线图和可能遇到的困难、问题和风险等进行深入探讨,并发表了精彩演说。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、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球认为,金融风险永远是存在的,它是一个常态,如果没有任何风险暴露出来,意味着这个国家金融市场体系的改革没有完成。平衡监管的含义并不仅仅是管理风险,把风险全覆盖,更重要的是给金融创新留下空间,如果说某种监管约束着金融创新做大,那么这个国家的金融便没有了生命力;相反,需要留下足够的空间,让新的业态出现,例如互联网金融。同济大学兼职教授、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原正局级研究员黄运成表示,资本市场改革跟经济体制改革是一脉相承的,两个方向一条主线。一个方向是价格改革,即流通体制改革;利率、汇率、发行体制改革。另一个方向是国企改革,即国企股份化;从管资产到管资本。总的来说,主线是行政体制改革。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客座研究员、上海金融学会副会长王振营认为,中国经济现在遇到了很多困难,是现在经济体制、金融体制与经济发展阶段不相适应,过度陈旧的金融体制导致了很多很多的问题。现在需要重构金融体制,然后再回到考虑如何来设计监管体制的问题。澳大利亚经济与社会发展委员会(CEDA)金融研究中心主任、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授、维多利亚大学特聘研究员(Rodney Maddock)罗德尼,莫达克表示,当前澳大利亚金融监管体系正面临两大主要变革:1、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(如巴塞尔协议III)相契合;2、适应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发展。这两点同样也是中国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的重要挑战和变革的方向。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所长、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石建勋表示,金融改革存在三个不确定,即监管的方案不确定、监管改革的风险不确定、监管改革的路线图施工图不确定。可行的改革方案是:以“央行+行为监管局”或“央行+审慎监管委员会+行为监管局”模式为参照,结合中国实际情况,采取渐进改革的方式实施。改革应该是先建新后撤旧。新的机构先要成立,先要制定法制,先有模拟运行,等他成熟了以后再接手一些业务。自贸区可以成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和先行者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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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本次论坛,嘉宾分享了很多真知灼见,为日后顺利推进和实施金融监管框架体系改革方案,实现新旧监管体制转换的无缝对接提供智力支持。同时,也对保障我国经济与金融安全、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以及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。

 

(稿件提供:市场推广与职业发展办公室)